刺耳的如实相告

作者: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专栏作家 露西•凯拉韦

几年前,我和一位专栏作家同事达成一项约定。如果他觉得我的文章在走下坡路,他承诺会将我拉到一边,告诉我实情。同样地,如果我觉得他的专栏文章水平有所下降,我也会如实相告。

同事间的这种特别约定看上去是必要的,原因在于,你不能总是指望你的老板来告诉你残酷的事实。在大部分公司的制度下,在你做得不好的时候,没有人会来敲打你或者给你提示,尤其在你的职位越来越高的时候。当你发觉时,一切已太晚。

到目前为止,我们都还没有把对方拉到一边,告知对方这个令人难堪的事实。不过,现在看起来,我们可能永远也不必这么做。英国政府上月表示,正计划修改规定,使雇主能够更容易地对员工说,他们的表现不达标。今后,我的老板可以召见我进行一场“受保护的对话”,指出我的表现有多么糟糕,而不用担心我会抓起电话打给我的律师。

当然,工会不喜欢这个主意。他们说,这会使雇主更容易解雇员工,而在此时此刻,重点应该是创造工作岗位,而不是减少它们。

但在我看来,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不错的安排,尽管在实际上它可能一点用也不起。受保护对话对雇主应该是有利的,因为它会使雇主更容易处理表现不佳的员工,但它对员工应该也是有利的。

作为一名员工,你最应该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自己所处的位置。你或许会想,这一点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。但以我的经验,尽管有各种毫无意义的年度例行评估,大部分人仍然知之甚少。并且,如果你是老板的话,你会知道得更少,因为你爬得越高,越不会有人愿意向你直言相告。

英国首相戴维•卡梅伦(David  Cameron)表示,这种受保护对话可以是双向的,老板和员工都可以发起。我假定这意味着,你可以召见你的老板,然后说:“我真的不认为你的领导方式是有效的。或许是时候向前看了?”而不用担心被解雇。

这听起来很酷;但有一点缺点。不论规则如何改变,这种情况100万年也不会发生。正常由老板发起的坦诚对话也不会发生。

在工作中,坦率的对话鲜少发生,这有许多原因,对法律和反责的惧怕是其中最重要的。我们不坦诚,主要是因为这比坦诚容易得多。对某人说他一无是处,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经历,因为他会难过,而你会感到难为情,觉得自己真是混蛋。而且,所谓“受保护”对话完全是胡扯。只要人们拥有记忆,所有不愉快的对话都会永远扎根在人们的脑海里,长久影响他们以后的行为。我们需要的不是受保护对话制度,而是所有人都必须上的两个相辅相成的“速成班”课程。一个是“如实相告”;另一个是“忠言逆耳”。这种坦诚的交谈实际上是非常有益的。在我女儿16岁的时候,她离开女子中学,进入一家传统男子中学读六年级。她习惯了在所有家庭作业的末尾看到鼓励性的评价,所以,当她的第一篇历史论文顶着一个大大的“D/E级”(即男孩子们戏称的“死亡级”)评分时,她吃了一惊,很不开心。她哭了,不过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。大部分专业员工需要“死亡级”待遇。当我们的工作不够好时,我们需要有人直言相告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最后一刻的直言,而是第一时间的直言。并且之后不断得到提醒。这是改变多少规则都不能带来的。

同时,这是否意味着我与同事的非正式约定仍然成立呢?在撰写这篇专栏文章时,我意识到一件事。这项约定不成立:它从未成立过。如果他的专栏文章真的出现质量下降,我非常肯定我不会有勇气告诉他。而他至今保持沉默这一点,并不会让我感到多么安稳。

沉默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之间会一直保持沉默,因为我们谁都不会愿意说“死亡”。